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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书旺:日本鬼子也扔手榴弹

1939年,八路来了。“八路最喜欢穷苦人。看村里我家最穷最苦,就叫我父亲帮助他们征兵。当时不能抓壮丁,要动员大家抗日打日本鬼子,听的话。”任书旺说,“我爸首先把我哥任书合动员了,他1939年参军,去大名县县大队打小日本,第一仗就九处受伤。他在部队上,有时骑马路过村上,我看见过他;有时他也回家住一晚上才走,1941年他是侦察排长了。我哥后来到北京军区,转业在乌兰浩特电力系统,2007年去世,活了84岁。”

9月3号胜利日前一天,87岁的市司法局新犯转运站离休干部任书旺家中,频频来客。“那天先是单位上来了四个同志,区民政局又来了三个同志,送纪念章和奖金。”他满意地点点头说,“可以!”

任书旺的祖籍是河北省大名县,即《水浒》里面北宋梁中书的大名府,有名的地方,他们家住在金滩镇东龙花村,虽然有金有龙有花,但穷得不得了。任书旺说:“平时仅可糊口,一遇荒年,只有外出逃荒。1932年大灾,我3岁多,我爸一个独轮车推着全家老幼,外出逃荒。狼多得很,它们也饿呀,专门吃小孩。我六叔的娃儿,都六七岁了,在后面走,就被狼拉去吃了。”

在外逃荒,没地方住,就住荒地破庙。“一次,我和哥哥住进一个小庙,早上起来,不知门怎么打不开,就使劲喊。正好有下地的人听见了,才把门打开,不然,我们就饿死在里面了。”

任书旺现在一听到谁在唱“苏三离了洪桐县……”这一句,就会流泪,就想到当年和哥哥讨饭的一幕。“哥哥也惨,逃荒回来,经过山西洪桐,在一个财主家门前,喊婶子大娘,拿点吃的。我紧紧跟着他,哥哥在前面护着我。两条狗,比狼还大,看见我们,冲上来抱住我哥的腿就扯,扯下的都是肉块块。我们只好又住在破庙里面,弄点草药,把伤养了再走。”

回家后,父亲给地主打长工。“他在南李家庄给地主扛活,犁地、赶车、喂牲口,我去看过他几次,要走20多里。我们村里有两家地主:马家在村中间,李家在南边。李家在村里办了一个小学,李家少爷李书桐,20多岁,在村头的小岗下面,教学生唱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’。我家穷,哪上得起学哟,就天天去跟着唱。

1939年,八路来了。“八路最喜欢穷苦人。看村里我家最穷最苦,就叫我父亲帮助他们征兵。当时不能抓壮丁,要动员大家抗日打日本鬼子,听的话。”任书旺说,“我爸首先把我哥任书合动员了,他1939年参军,去大名县县大队打小日本,第一仗就九处受伤。他在部队上,有时骑马路过村上,我看见过他;有时他也回家住一晚上才走,1941年他是侦察排长了。我哥后来到北京军区,转业在乌兰浩特电力系统,2007年去世,活了84岁。”

哥哥九处受伤那一仗,在大名北边沙疙瘩镇打的。“日本人,凶哟,猖狂得很,把我哥哥那伙人包围了。我们村的任正华回来讲:晚上鬼子走了,我们去埋死人,抬起一人,他还在动,我一看,是你哥。他中弹倒下,躺在死人堆里,日本人心细,还上去一个一个用刺刀戳,看死透没有,戳到他,他忍着,不敢动。我背他回来,在营镇的后方医院。”

小书旺一听,眼泪哗哗就下来了。“我还记得那天刮黄风,就现在的沙尘暴,20多里路,我一边跑一边哭,一跑到有伤兵的地方就问,我哥呢?我哥呢?我哭得没办法,找到哥了,还在那里哭。大家都笑我,你这个小兄弟,找到哥了怎么还在嗑瓜子,我们当地土话把哭叫‘嗑瓜子’。我怎么不嗑瓜子呢,看见哥哥周身上下,都绑着绷带,我哭得更厉害了。我在医院住了两天,馒头饺子,比家里吃得好多了。”

当八路,有粮吃。“哥哥当八路,区里面每年要给我们200斤优待粮,父亲每年两次,就推着小车到张集的区上,推回来。1942年年春,华北又闹大饥荒,我六叔全家在外逃荒,我爸一人出去找,最后我爸病死他乡荒野,尸首也没找到。”

1945年以前,任书旺在村里就活跃,像民兵一样。“1945年5月,八路又来征兵,我跟我妈说,对我们家好,我要跟他们走。区里的武装干事对我好,我到他办公室去玩,我说,我跟你们走,好不好?他说好啊!但我妈呢,她说,好是好,两个兄弟都走了,她怎么办?当时村里正在斗马家地主,我妈还是积极分子,上台控诉:你们吃白面好馍馍,我们吃的啥呀!她倒不同意我去当兵,我还是去了,我们家又增加了一个军属,当时叫抗属,我们家是‘双抗属’,很光荣!”

1945年5月,差一个月才满16岁的任书旺,成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22团一营三连战士。“我们那里有条运河,叫鱼河,流经我们村里那段,叫小滩河。哥哥23团,在河西,我们22团,在河东。鬼子这时候气焰已不高了,我们攻打了高唐、肥乡、聊城等中小城市。”

打高唐是任书旺打小日本的第一仗。“当时没啥枪,我和村里同时参军的李信,就想办法,我们就到老百姓家,找铡草用的大铡刀,一人一把。记得是夏天,鬼子在护城河里面堆有树,得用刀砍开,后面的人才上去。日本人当时没宣布投降,但也要败了,没气焰了。后面用机枪掩护,我们光着膀子砍,砍了就跑。”

打肥乡用铡刀就不行了。“打了很久打不开,里面的日伪比较顽强,后来改办法从南门下面挖地道,找几个棺材,把炸药塞在里面,炸开了南门,才进去。现在想起来很奇怪,南门炸开了,但还是有些人是用梯子爬上去的,我就是爬上去的。”

打聊城,大地方,碰到硬茬了。“是冬天了,日本虽然已经宣布投降,但城里的鬼子还没放下枪,还得打。一片白雪天,为了隐蔽,我们的衣服都翻过来穿。城大得很,周围护城河里的水全结了冰,我们一个人扛一根树杆,放在河上,踩着过去;再用梯子靠在城墙上,但还是上不去。上面的手榴弹一把一把地扔下来,我们一上去就垮下来。弹片把我左肩膀拉开一个口子,留下一个伤疤,现在都在。这一趟我们没有打进聊城,就算了,大家的脚冻得连路都走不动了。我也受了伤,到临青的后方医院治好了。”

现在的抗日剧很少看见日本人扔手榴弹。一般都是两军死磕,生死危急,只见我军几个手榴弹一扔,立马炸开一条血路,突出生天。手榴弹成了我军班、排级战略突击大杀器,但日军好像没有这样的好东西。以至于有网友发问:“为什么日本鬼子从来都不扔手榴弹?”对此,老八路任书旺说:“日本鬼子也要扔手榴弹,扔得厉害哟,我就是被炸伤的。日本人打仗,顽强,凶得很,在玉米地青纱帐里,也能打。武器好,射击好。”

1949年4月,渡江战役打响,任书旺随大军渡江,攻打安庆,这时他已是二野第10军28师82团一营二连排长。“打安庆,这时我们打的是了。我们连长明燕平,山东泰安人,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,一颗炸弹,炸断一条腿,我当时是一排长,我说韩有泉,快把连长给我背下去。韩有泉后来跟我一起到的重庆,当过北泉派出所所长,他把连长背到战地医院后,我们再也没见过连长,可能也牺牲了。”

他们从西门打进安庆,接着往东转往南打。“在一个城门楼子上,敌人一个连的部队,甩手榴弹,也扔手榴弹。我是代理连长,我上去扯起嗓子喊话:你们炸也没用,打也打不赢,投降算了。再不下来,我马上用炸药炸你们。不一会,100多人,下来投降。”

打下安庆,他们住在东边飞机场。“本来上面已安排我去七连当副连长,师里面宣传科长王秀峰(1949年后曾任沙坪坝区委书记、重庆市副市长)下来对我说,七连你不去了,另有任务,我们要去接管大城市。我们十几个人,就跟他坐登陆艇上南京。”

在南京下关集训了半个月接管大城市的经验,他们就分到各区警察局和派出所接管防务。“我分到下关分局保善街派出所当治安干警。当时下关很乱,大白天,蒋介石派出的飞机,还来轰炸下关的发电厂。”

到9月底,他们接管大城市,已接管得有眉目了,马上又要开拔。“一声令下,叫我们都回去。我们住在农林部大礼堂,给我们作形势报告,说我们已解放了好多地方,跑到西南,我们下一个目标是解放大西南,需要干部。”

10月1日,蒙蒙细雨。“我们是西南服务团公安六支队,走路到下关火车站,乘车经徐州、郑州、武汉、长沙、常德,住下休整,再走到涪陵,没地方住,就住到船上,睡到天亮,不知过了多久,睁眼一看,朝天门到了,原来听说过重庆的,到大地方了。”

1949年后,任书旺先后担任南岸公安分局玄坛庙、石桥派出所所长。1954年调市公安局五处工作。1957年9月被打成“”后,这位老兵另一场长达21年的战争开始了:开除党籍、停职、降级。辗转缙云山农场、歇马场柑研所、歌乐山渣滓洞公安五七干校劳动改造,直到1978年平反。

老爷子身材高大,不怒自威,乡音未改。他翻开一本1989年版的《中国交通图册》,这是他最喜欢的东西。“我打过仗的地方,我都记得,现在我眼晴不好使,不然我给你全部都找出来。我受过伤的地方,我记得特别清楚。比如聊城,谁说日本鬼子不扔手榴弹,瞎扯蛋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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